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看，历代君王的治国之道，无不深深地烙着儒家、道家思想的印记。自古有“道为上，儒为中，佛为下”之说。道为上，即道家思想是王者之法、治国之术；儒为中，即儒家思想是臣者之法、理国之策；佛为下，即佛教是子民生活之学、约束芸芸众生之理。虽然儒家、道家思想被“歪嘴和尚”一而再再而三地念歪，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思想基础，以及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能够占据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并成为主导思想，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西汉文景盛世，汉高祖刘邦前期主要同项羽争天下夺取政权，后期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医治战争创伤，为西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一个好的开端。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始终遵奉“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集中精力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以求国富兵强。及至汉武帝“尊儒术、重法治，悉延百端之学”。

唐开元盛世，李世民治国方针的核心思想是“清静无为”，即偃武修文，戒奢崇俭，却农务本、轻徭薄赋、恢复经济。李世民集团认为，“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静之安，动之乱，无为而化矣”。

明永宣盛世，朱元璋针对元朝末期长时间战乱导致的经济全面崩溃、人心思定的实际，还在战火之中就提出了“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安民为本”、“养民者必务其本”等一些治国安民的主张，并以“与民休息”为指导方针，边进行统一战争，边采取政治、经济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清康乾盛世，康熙作为清王朝开创之初的君王，在思想文化上尊重孔子，推崇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作为执政的基本指导理论。并且在经筵和日讲中，开授经史文学，要求内容上要以帝王之道及其治世大法和修身养心的儒家经典为主，以前代为鉴，学习治国安邦之术。

儒家、道家思想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盛世集团的政治思想，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把道德视为维护国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儒家、道家思想都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在中国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条件。

今天的中国，虽然还未进入“盛世”，但已经迈开了奔向伟大“复兴梦”的步伐。无论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文明，中华文明是诸多文明中惟一延绵不断传承至今的。中华文化具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宽厚的文化融合力、不懈的奋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是中国伟大复兴梦的动力。

今天的中国，不仅远没有到俯瞰天下、傲视群雄的程度。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他是一种泛爱之仁、泛爱之心，它的最高境界是“中庸之道”，强调和谐社会、和睦相处、和平解决任何争端。中国人自古瞧不上那些咄咄逼人者，憎恨那些到处张牙舞爪的霸道行径。“温良恭俭让”是中国最喜欢的为人之表。当然，“豺狼来了”中国人“迎接它的是猎枪”！

但是，我们还要客观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东方国家为摆脱贫穷落后，都积极、大量地学习和吸收了西方文化，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从而实现了腾飞。像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和科学技术，对推动人类进步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中国今天的发展进步也有西方文化不可磨灭的功绩，就连“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西方思想的范畴。自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实践以来，至今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中，以和为贵、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和”、“中庸”等，既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调节矛盾的标准。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将中国文化置身于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是中国所特有的哲学观。

面对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形势，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国际关系政策宣言。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没错！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人类自古以来不都是在追求理想中生产发展吗？如果没有美好的理想能有今天的文明社会吗？如果连想都不敢想、不能想，那么，哪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正如孔子所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基础。当然，人之初也有心本恶的一面，这也正是人类需要教化的原因所在。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和当今“一超”的美国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崛起，除了自身要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建立稳固的物质力量之外，还必须拥有一种对外渗透极强的文化力量。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将自己的文化自觉地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应当像铁匠打铁一样，把中国文化这根百炼成钢的利剑置入世界文化的水盆之中，通过汲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中流砥柱。这不是一种盲目的张狂，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

今天的中国，应当拥有这种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感动世界、感染世界、塑造世界。（陕北矿业定制班学员——常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