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建设共同体，并不断将小共同体构建成大共同体。中华民族经历了部落联盟、诸侯分封和皇权统治等时期，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匹配的社会体制也要不断迭代创新。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我们才能深刻的认识到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的必然性。

一、部落联盟的出现

在《尚书》的记载中，人类早期都是由十多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建成的小部落。而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有交易，也会因为利益矛盾而产生战争，这时就需要将部落之间联盟，去创造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以便于部落之间团结安定的发展。这就需要为部落联盟选出共主，最原始的方法就是选出“胳膊最粗”的大哥，让大家臣服。

二、诸侯分封的发展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吊民伐罪，实现了周朝替代商朝，当时还没有好的管理技术，他也只能将自己的血缘亲属，分封到各地当诸侯王。在几代的之后，大家虽然还是远亲，但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已经逐渐变淡，迫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诸侯之间又开始发生纷争。随后周公制礼应运而生，以《礼记》作为周朝社会运行的的说明书，也开启家国一体的时代。

《左传》中的“石碏大义灭亲”。石碏派家臣杀自己的儿子石厚，派朝臣杀谋逆的卫桓公弟弟州吁，不仅体现了自己的忠诚，也体现在当时父对子的生杀夺于大权。表明了在那个时代的“孝”，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人伦关系，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

《礼记》中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不下庶人：周礼从大的分类上有：吉、凶、军、宾、嘉，遍及生活的各个细节。而普通的老百姓，生活困苦且文化程度不高，就不要用繁复的礼节要求他们，这里面还带有一丝善意；刑不上大夫：则是说大夫与普通庶民受罚是有区别对待的，大夫要体面受罚而不能当众受辱，这点体现了儒家刑法等级观念中的不平等性。

三、皇权统治的演变

从西周到春秋的那一套政治体系，到战国时代已经无法维系，怎么用血缘凝聚的共同体联结社会各阶层，并构建成一个稳定架构的历史难题出现了。亲属关系形成的身份认同经过数百年后，原有的亲属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疏远了，以前的身份管理无法正常运行了。此时的商鞅变法锻造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技术，通过这套技术，君主可以管理到国家的每一个人、每一粒米，王权变得独大，后来被秦始皇紧紧攥在手里，改名叫成皇权。

但是皇权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两个棘手的问题 ：

1、逻辑关系的缺陷

《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按照当今社会标准，我们肯定认为叶公是对的，因为他是站在社会公共秩序上的大道理，而孔孟时代恰恰认为父子人伦的关系应该放在首位。按照大道理和小道理理解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这就皇权统治期间的问题之一。

2、对等关系的解体

《论语-颜渊》中的“君君，臣臣”。意思是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那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做君主的没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也就不必有臣子的样子。君主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随后的皇权犹如放出牢笼的猛虎，凌驾于法律之上，君臣之间只讲求单方面效忠，君主可以一纸昭狱，臣子面圣也只能跪受。

在皇权统治的背景下，除了皇上，其他所有人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无法得到内心的安全和尊严，从而致使社会缺乏创造力和活力。如果不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华民族还不会意识到封建皇权的落后。

四、依法治国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先得区分一下“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以和依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治理理念却谬以千里：

1、以法治国，来源于皇权社会，法律是君主管理国家的工具，因而君主凌驾于法令之上，法律的执行决定于君主一人，以法治国虽然有法，但实质上还是在施行人治；

2、依法治国，是现代契约社会的产物，法律是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所有人处于同一法律约束之下，没有例外，而且现代法律契约更重要地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运行的。

我们当代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提到：自由是前提、平等是约束、公正是平衡、法治是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正式提出：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们认为每一位公民都是自由、平等的，互相之间通过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协作和交往。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依法治国才是我们构建大共同体必须要走的道路。这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和时代的选择。（陕北矿业定制班学员——姜江）